文理兼通亦涂败

——抗战时小说家张资平附逆探析

张 喆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里，中国社会风雷激荡，政治云波诡谲，文人墨客沉浮不定，有的稍纵即逝，有的英名长存，往往决定其历史地位的，不仅仅是其学术成就，而是其人格品质。因此研究过去的名人生活，给今天的青年一代仍有深刻的启迪和教育。在现代文学史上，除了为后人所熟知的文坛巨匠外，也有一些崭露头角、红极一时但又稍纵即逝的“流星式”的人物。这些人不仅为时人所不齿，也被历史的尘埃所封存，又被后人所遗忘。然而他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却仍是人类前行中不可忽略的财富，是教育青年一代成人成才的生动素材，在思想教育中有着“标本”意义。因此挖掘现代史中这类人物，展示其学术成就，剖析其性格特点，揭示其成败根源，总结前人，以警示后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坛上红极一时的张资平应是属于这类人物。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主要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是新文学运动的最初骨干人物，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恋爱小说家。在汹涌激荡的历史浪潮中，张资平最后走上一条投靠日寇，叛逆祖国之路，最终被国人的正义所遗弃，被历史所淹没。

1、不中不西的教育经历

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祖上几代“耕读传家”。幼时家境已衰落，其祖父辈时已是穷困顿蹇之生活。从五岁起，张资平就在其父指导下攻读《四书》、《五经》、《战国策》等传统文化读本，后在私塾教育中，阅读了大量的旧时章回小说，打下了较坚实的古文基础。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推行学校教育。张资平因家庭贫困，读不起县中学，其父便把他送到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免收学费的广益中西学堂。希望他将来能留学美国，像当时的唐绍仪、伍廷芳等人那样办洋务来光耀门庭。在这所半中半西的学堂里，张资平继续学习儒家传统典籍，也接受到了英语、数学、地理以及《新约全书》等新式教育，这种大杂烩式教育，对正在成长中的张资平来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一方面他向往民主和科学，另一方面他又有尊皇尊孔的封建思想。这种不中不西式的教育直接产生了不中不西的思想，既没有深厚的民族情感，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意识，在人格发展定型时期，这种教育实质就为日后张资平走上尴尬人生埋下了伏笔。1910年这时已经17岁的张资平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来到广州考入两广高等警察学堂。在这里他除了学习一些有关法律学科以外，仍然沉湎于旧小说之中，尤其对林琴南等人编译的域外小说更感兴趣。更主要的是他在这里意外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

1912年，19岁的张资平从香港乘法国邮轮启程东渡，在浩瀚的大海上，他发誓“别了，祖国!学不成名死不还!”在日本他先后进入同文书院、第五高等学校学习。1919年张资平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学习。之所以选择地质学，与当时汹涌澎湃的爱国潮流是分不开的。五四运动之后，张资平曾撰文指出：“吾望国人稍牺牲其研究空理空论之时光，以从事研究物质文明，图早日与列强并驾齐驰也。无实力，虽新思想家，人道主义家，理想主义家，文学家，哲学家，盈天下，焉有用!”(鄂基瑞、王锦国著《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P10)这时期的张资平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思想较为积极进步，学习发愤努力。

2、不文不理的学业追求

按说张资平是学地质的，属于理学范畴，从他的志向来看，也是以此来救国的。但张资平的业余爱好还是读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这和当时同在日本留学的喜欢文学的同学就有了共同语言。早在1914年张资平就与有着同样爱好的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来往。同时在日本上学时期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启蒙教育，这些都使张资平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1918年，张资平再次与郭沫若相遇时，对新文学的热爱与渴望，一对年轻人开始筹划创办文学刊物，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团体——创造社筹办之始。与此同时，张资平的创作灵感被点燃，1921年6月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问世，受到了郁达夫的赞赏，并预言张资平将会成名。等到1921年创造社成立时，张资平已经有多篇小说问世，成为创造社成立初期的重要小说作家。这个时候他创作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3年底，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爱之焦点》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七种出版，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

就在张资平文学创作进入渐佳境地时，他却留恋自己所学的地质专业，只想靠自己的专业谋生，不想以文学立足。当时创造社的朋友曾劝他放弃所学，专事文学创作被他婉拒。这样张资平就在文学和理学两个领域开始奋斗。1922年4月张资平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十年留学生涯宣告结束。“十年磨一剑”，张资平磨得一把文理“双刃剑”，踌躇满志地回国了。一到国内既受到朋友们热情招待，又娶得当时广东政界有影响的熊素村之女为妻，同时谋得了中美合办的广东蕉岭铅矿厂经理一职。这时的张资平既当经理，又编地质学方面的教材，又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正可谓在“文学”、“理学”两栖作战，大显身手。这时他创作了大量的揭露社会黑暗的现实小说和反映恋爱婚姻问题的小说。同时还编写了《高中地质矿物学教科书》、《普通地质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科学普及著作。

3、不文不武的武汉生活

大革命前后，张资平由广东来到武汉，在武昌大学任教，如同他的写作一样，在大学里也是自然科学与文学兼顾，先在生物系讲授《自然地理》、《地质学》，同时兼任国文系教授，开设《文学概论》和《英国文学史》课程。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当北伐军攻占武昌后，武昌大学宣告停办，张资平面临着失业之虞。虽然他对革命并不积极，但为了讨口饭吃，战乱之际，军人还是很武威的。于是他便找这时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的郭沫若求职，经郭的推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约见了张资平，并委任他担任了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少校编译。翻译日本报刊有关对中国革命的评论文章，供领导部门参考。这是张资平一生中的一段参军经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在白色恐怖恫吓下，张资平离开了军队，失业在家，生活无着。1928年应创造社成员成仿吾的邀请，张资平携眷离开武汉，赴上海参加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在武昌的四年里，是张资平在创作上的丰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婚姻恋爱小说以及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创作奠定了他今后在文坛地位。

4、不闻不问的创造社理事

来到上海的张资平，算是真正地加入到了创造社的工作之中，之前他除了为创造写稿以外，并未实实在在地参加创造社的组织与管理。这时由于郭沫若流亡日本，郁达夫退出了创造社，其他新老社员并不团结，这时的成仿吾独撑创造社出版部，他亟切希望张资平能来帮他振兴创造社。然而到上海后的张资平深感创造社内部矛盾复杂，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与其思想有点隔膜甚至有人开始撰文批评他的恋爱小说。这样张资平虽说是创造社的元老人物，但当他真正参与其管理时，就表现出热情不足，冷淡有余。先是借故自己能力有限，不想为创造社出力。后来虽然成仿吾因出国考察而让其管理社务经济，但张资平的主张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他便以此为由，脱离了创造社，自办乐群书店去了。

5、红极一时的小说家

离开创造社的张资平，在上海滩不仅忙得不亦乐乎，而且还一度红极一时。他办书店，编刊物，写小说，搞翻译，同时还接受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大厦大学三校邀请，兼任大学教授。开设地理学、文学概论、现代文学等课。与此同时他还一度曾经参加了邓演达组织的“第三党” 活动以及与丁丁等人组织了文学团体“洁茜社”，以宣扬他的“研究文艺，提倡平民文化”的主张。不过在这些社会活动中，张资平所担任的角色影响并不大。这时为张资平赢得大名的是其小说创作。由于其多产，甚至有人怀疑张资平开设“小说工厂”，捉人代笔，炮制小说。从1928年到1932年这五年中，张资平只长篇小说就写了十五部。虽说其创作量多而质不高，但他的许多书在当时很“走红”，有的一印再印，同时他拿的稿酬是当时的最高标准。在他赢得盛名的同时，也招来了文学评论界的批评，沈从文、钱杏村、李长之等评论家对其创作褒贬不一。正如后人分析张资平之所以走红的原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城市的革命活动处于低潮，相当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对革命抱悲观失望的态度。左翼文艺处于不合法的被查禁的地位，而国民党官方文艺又无货色。张资平的小说却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源源不绝地送到读者手中” (鄂基瑞、王锦国著，《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42页)。

就在张资平红得发紫的时候，也是其文艺创作走向末路的前夕。1932年底，张资平开始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连载其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途》。第二年春由于与《自由谈》的风格不相谐，故被当时的编辑黎烈文宣布停止刊登。这件普通的编辑事件，被上海的一些无聊文人炒作为“腰斩张资平”。这就引起了张资平与黎烈文等人打起了口水战，同时还牵连到鲁迅及左翼文艺阵线。在上海文坛引起了一场“闹剧”。虽说此事件使张资平一度成为新闻人物，似乎能提高身价。但事实上，张资平从此名声扫地，一蹶不振，几乎在文坛无立足之地。后来他不得不到商务印书馆任地质、岩矿学编辑，埋头于编译自然科学著作。到抗战前夕，出版了《矿物与岩石》、《结晶体》、《化石人类学》、《中国地史》等专业书籍。正如后人评说：“一个不自爱的新文学作家，至此已经丧失了在文坛的地位。若他果真在科学读物编辑工作上兢兢业业，那他的后半生也许还能做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工作，然而，他仍然是那样的不自爱，抗战一起，风云变幻，张资平又走上罪恶的歧途……”(同上)。

6、不清不白的附逆生涯

抗战初始，就在许多爱国志士奔走呼号，揭起抗日大旗时，张资平徘徊观望。但象他这样一位日本东京帝大的毕业生，又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正是日本间谍物色汉奸的最佳人选。1938年3月，大汉奸梁鸿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他便派人诱引张资平出任教育部长。这时的张资平还处在观望之际，不敢死心塌地地投降日本，便离开上海暂避风头。正在这时他接到了广西大学的聘书，任矿冶系主任、教授。后来他回上海接家眷时，被日本侵略者发现后拉下水，从此走上了一条附逆日寇的不归之路。

先是在日本人的指使下，在汉奸傅式说的资助下，张资平办起了《新科学》月刊、《文学研究》等杂志，以学术来拉拢科技界和文艺界人士。接着加入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任兴亚建国运动文化委员会主席，做为该组织的骨干，曾秘密访问日本，受到了日本阿部首相等人接见。汪伪政权成立时，张资平担任了农矿部简任技正，尽管没有实权，但地位不低。附逆之后的张资平为侵略者摇舌噪唇，为伪政权忠实卖命。如1940年他在大上海发表演讲____《欧战与兴亚建国运动》中说“欧战不论到怎样一个程度，对远东暂时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当局，何不把眼光放远大些，利用这个机会，携起手来，向外发展，为久处在英法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印度安南缅甸各族谋彻底解放，把英法的势力，驱逐出远东之外，一洗白种人奴隶黄种人的耻辱，创造自由平等的亚洲，建立东亚新秩序！这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也是我们兴亚建国运动最崇高的理想、最伟大的目标！”这篇演讲稿发表在《兴建》月刊上，张资平认贼作父、趋逆附敌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此后张资平参加了汉奸褚民谊发起的“中日文化协会”并任该会出版部主任，主编会刊《中日文化》月刊。“该会打着‘沟通中日两国文化，融洽双方朝野人士之情感，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的旗号，实质是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行动，进行文化侵略，制造殖民舆论，迷惑民众视听”。此后张资平先后还兼任伪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研究员、中日文化协会候补理事等伪职。在文化汉奸们欢迎日本文化代表团恳谈会、欢迎大汉奸周作人座谈会等活动中表现积极。张资平的附逆行径引起了国内文化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如张资平早年的朋友郭沫若给郁达夫去信说：“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吗？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郁达夫撰文评说张资平附逆时说“文化界而出这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郁达夫文集》（第八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第439页）。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抗战胜利后，有过汉奸经历的张资平被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新中国成立后，张资平在上海的一所补习学校中担任过地理教师，同时仍然进行一些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后来因张资平汉奸罪证被调查清楚，1955年，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张资平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59年12月2日，张资平在劳改农场病死。一代文理兼通的学者就这样可悲的谢世了。

7、张资平附逆之因

张资平之所以做汉奸与当时的许多文化汉奸有着共同的背景，他们大多是在日本留过学，或在日本生活多年，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对日本物质文明的崇拜，从而产生了较强的自卑感，一种骨子里的奴性就驱使他们走上了附逆之途。客观地讲，张资平兼通中西文化，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就其综合素养而言，正是我们教育者所期望的一名通才。然而就是这样一名文理皆通的大学者，在民族危机关头，在国家兴亡之际，却做出了弃国家民族于不顾，而附逆侵略者，个中原因值得后人深思。同时深究张资平附逆之因，有助于我们回答和解决以上问题。

张资平附逆之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张资平在青少年时接受的不中不西教育与与青年时期留学日本生涯，以及社会交往对其人生影响较大。如他在武昌大学任教时，经东京帝国大学同学、*人李汉俊介绍，张资平认识了周佛海，此后两人有所来往。汪伪政权筹建过程中，周佛海约见张资平，希望其参加的“兴亚建国社”与汪精卫集团合作，此后他们二人来往密切。这对张资平死心塌地做汉奸有一定影响。二是生活上的腐化，助长了其政治上的堕落。1940年张资平在汪伪政府农矿部任职时，与一名女年轻职员同居，开始过上放荡不羁的生活，并以他的这段姘居生活为素材写成恋爱小说进行宣扬。一个曾在五四时期鼓吹恋爱自由的作家，后来堕落为腐化的封建纳妾制度的追随着，正是其精神道德沦丧如此，毫无礼仪廉耻之心。因此，做起汉奸来也就心安理得了。三是个人品质，张资平后来对自己的附逆行为进行反思，认为“未能吃苦耐劳”，“家累过重”，“毫无刚果之力”，“自由散漫”，“交游复杂，终未能获得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我风来随风，雨来随雨，是我性格上最大缺点”，“偷生苟活，明哲保身” (鄂基瑞、王锦国著《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P68)这些自我反思的认识，也真实地反映了张资平见利忘义的个人品质。在大是大非面前以个人利益至上，不愿为国家和民族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了偷生苟活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这其实也是众汉奸的共相。因此，培养一个为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才，首先要提升其道德品质，不论你知识多么渊博，如果没有爱国之心，没有民族大义，就象张资平一样有可能做出危害祖国利益的事。

四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小说家与地质学家的张资平，其创作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反之其作品反映的思想，也是其思想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从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以及对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爱情束缚的批判;到后来对恋爱婚姻持越来越悲观态度，甚至变为赤祼祼的性爱描写，这种对恋爱的庸俗化，真实地反映出他消极、悲观、颓废的思想变化。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张资平把创作视为赚钱和出名的手段，其思想境界可想而知。一个思想上悲观落后的人，对人生没有积极的目标，那么在人生重大决择上也就“浑浑噩噩”，最终沦为汉奸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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