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编选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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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 *相望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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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编选手记 (阅400次)

海岸

  今年夏天,北岛的新书《时间的玫瑰》在国内各大书坊悄然“开放”,该随笔集收有他近年来在《收获》发表的九篇专栏文章,介绍他热爱的九位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每一篇专栏文字均以较大篇幅点评国内中译本的现状。想当初每次在《收获》上阅读他的文章,我都期待着这位闯荡国际诗坛的著名诗人迸发出心灵的火花,尤其在2005年6月读到其收尾篇“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文中点评到我等十年前的译作《狄兰·托马斯诗选》,更是希望聆听到他对诗歌翻译的真知灼见。但是,北岛的点评除了寻找所谓的“错译”之外,有关翻译的深层命题及音韵节律均未触及,最大的问题是书中的“酷评”因缺乏学理的根基难以服众,更兼其翻译理念陈旧,却俨然以一副“大师”的腔调指点江山,难怪别人均不卖帐,一一奋起反击,反讥其为“骑在他人身上,同时耀武扬威,这,就有点失道了吧?”更有网民在《诗生活》网站“翻译论坛”上发贴“北岛真的很厉害呢”,“人家不懂德语、俄语,但偏偏有这个能耐,对任意一个译本都能指指点点,说你那个错了,你那个不对,作者应该是像我这样想的。因而他也可以在没有读过原文的情况下断定《杜伊诺哀歌》不怎么样,‘要不是看在那首《秋》的份上,我才不会把他选进二十世纪伟大诗人呢’!好像这些事情真的是他决定的一样,哼”。是啊,此等涉及多语种的点评惟有钱锺书之类的一代宗师才能胜任,可是没办法,有人就是不认这个理。

  毋庸置疑,北岛引发的这场诗歌翻译论战,不经意间活跃了诗坛学术气氛,大大促进译界学术思想交流。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译者面对沉默的文本,在无法企及作者完全等同的深度之余,在不同文化经验影响下,对文本蕴涵的意义做出不同的阐释,往往渗透着译者一些个性化的理解;有时文中某一亮点在不经意间契合了译者曾经或当下的某种情愫,往往造成一种错觉或理解失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文本的理解;因此,“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恐怕难有人能做出正确结论”。但是,学术问题应该回归到学术论坛进行商榷与批评。任何一位真正严肃的学者,需要随时追问自身言说表达的意义,需要考虑如何在保持言说激情的同时,保持一份思想上的冷静,以免过度夸大自己的立场;任何过早过急地寻求表达,特别在表达本身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理论支撑之前,结果很容易走到思想的反面。我铭记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

  我沉默思考了2个多月,直到8月份《收获》刊出“时间的玫瑰”一文,北岛指责“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版的大量译作粗制滥造”,给诗坛“带来进一步误导”,我实在不敢苟同,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因为我认为正是新一代诗人出入译界,改变着当今诗歌译坛单一、僵直的格局,新一代诗人的努力是真诚的,至少他们笔下流淌的是诗句;他们本能地遵循着“译诗为诗”的准则,为诗歌翻译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他们在阐释与重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吸取养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为置身其中的当代汉语诗坛带来活力与繁荣。颇为凑巧的是近日我又读到《文汇读书周报》(2005.08.26)上的一篇报道“众译家据理驳斥译坛歪风”。看来近期译坛多事“歪风”乍起,有媒体称北外西语系博导董燕生教授“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堂吉诃德》)当反面教材”,引起各方关注。更有学者甚至认定董教授“滥用教师的职权,是一种学术腐败”。此时此刻,我感到针对北岛之辈的“酷评”,据理予以驳斥确属必要,故提笔写下一篇近万字的学术论文投给某权威学术刊物,就诗歌翻译的本质与汉译实践中所要把握的节奏等命题做一番深入的探究与商榷(发表档期想必要排到明年)。

  语言的“同一性”或许早在“巴别塔”停建的那一刻起,就已被上帝打破,翻译成了人类交流和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工具,甚至成为事关民族生存的伟大事业。东西方千百年来形成的译学传统围绕着翻译的核心---理解与表达展开讨论;从经典译论的二分法到三分法:“直译”、“意译”、“仿译”,从功能等值到语用等效,人们正是过于看重翻译的绝对“对等”,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完美统一,故尔展开无休止的论战。然而,历经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的当代翻译理论正另辟蹊径,无论是尤金·奈达、纽马克,还是霍尔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当代译学研究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正从“源语中心”朝“译语中心”转向,译事已被看作是一种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译者、读者不再被忽视,而是与作者平分秋色。新兴的翻译观聚焦于译者意图、翻译策略及其文本在译语文化功能中的转换。文本的翻译正注入译者阐释的意图,既依赖译者的理解,又顺应读者的接受力。而诗歌领域的翻译更多地被提升为一种再创造,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符号系统只能在所指层面达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绝对理解上的诗歌翻译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现代诗歌一旦被创造出来,作者表达的真实内涵就成为读者无法破解的谜团。诗歌的翻译首当其冲需要跨越的就是理解。

  例如,狄兰·托马斯创作过一首诗:“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诗中第三节一个小小的比喻“as dead as nail”在北岛和我的译文中就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在我看来,“as dead as nail”显然源自于口语词“as dead as doornail(彻底死去)”,是诗人化陈腐为神奇的诗性创造。各种比喻实际上包含两级指称,即字面上的指称和隐含的指称。当诗人说“as dead as nail”,自然不是说“彻底死去”,而是道出一种“僵死如钉”的心态。当然,狄兰·托马斯在他的诗歌中还创造了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当然不是通过创造新词来创造新意义,而是通过违反语词的习惯用法来创造新意义。活的隐喻只有在不断的运用中才有可能,词典上的隐喻都是死的隐喻而不是活的隐喻,恰当地使用隐喻是人的天才能力的表征,只有少数人才具有创造隐喻的能力,而狄兰·托马斯就是其中少数的天才诗人。

  对于诗歌译者而言,隐喻既是理解和解释的桥梁,也是理解和解释的障碍。隐喻可以解释但无法确切解释,因为隐喻不但体现并维持语词的张力,而且不断创造新意义。隐喻扩大了语词的意义空间,也扩大了人的想象空间。诗人北岛竟然无视此类创造性的活喻体,判定“僵死如钉”的翻译为“明显错误”,反而要译成毫无诗性张力的“彻底死去”,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更为可笑的是还被指责犯下了“牛奶路”一类的错误,此类指责若在日常和科学语境下还情有可原,但在现代语境下也非竟然;而在现代诗歌语境下,此类的指责就贻笑大方了。看来个性化的理解,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总是与误解相伴而生,哪里有理解哪里就有误解。作者与译者为读者提供理解的可能性,但译者并不一定比读者更能理解诗歌文本,有时读者反比译者或作者更能深入地理解作者自己。

  当代语用关联理论翻译观正在为译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翻译在此被认为是译者确保译文读者阅读和谐的一个动态认知过程,“以译者为中心”的关联-顺应选择翻译模式,就是要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等多维转换上,力求传达出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同时,也要顺应译语的文化语境,分析权衡包括源语语境、译语语境和译者所处翻译语境中的各种相关因素,对原作者意图进行操纵性的重构,即采用灵活多样的语用翻译策略,不断做出最佳优化的译文选择,让译文读者轻松地获得作者试图传达的语境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等效。据报道近期李景端电话求证杨绛,为何她的《堂吉诃德》译本比别人的译本少了11万字,杨绛回答对初稿进行了“点烦”,即“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看来杨绛的“点烦”法与上述语用关联理论翻译观天然契合;这也许正是杨绛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使然”。

  至此,我不禁想起弗罗斯特的那句名言,“诗者,译之所失也”,可翻译到底“丢失”了什么,在丢失的背后又得到了什么?也许,我们真的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有所失必有所得。我们不应将“丢失”看作是翻译的一种缺陷,一种遗憾,而要将其看作是诗歌翻译的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向度。当代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不就说过“诗者,译之非所失也;诗者,恰为译之所得也”。我们应该认可并在一定意义上鼓励诗歌翻译过程中“有所得”的再创造。此处,我们再来讨论一个实例,请看狄兰·托马斯那首著名诗篇“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开头三行的翻译:

“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 drives the flower
Drives my green age; that blasts the roots of trees
Is my destroyer.”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
摧毁我的一切。”
           (海岸 傅浩 鲁萌 译)

“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催开我绿色年华;炸毁树根的力量
是我的毁灭者。”
                      (北岛 译)

首句的“fuse”一词,在巫宁坤教授的译本和我的译本中均未译成“导火索”,被北岛斥之为“重大错误”。我等不至于不懂得英文“fuse”的基本词义为“导火索”,且不说为减少英汉两种语言在“音步”上的差异,我也曾考虑译成“信管”,可汉语“绿色导火索(或信管)”实在拗口,以诗行的小语境推导含义,“导火索”与花朵下的“茎管”在符号意指象似性原则上颇为关联,故放弃“导火索”这一字面意义上的重合,而在作者意图层面去追寻内在本质上的“信度”,我在句首采用“穿过”与句尾短促的“力”(而非力量),来弥补“导火索”所蕴涵的爆破力,此时此刻,我们译者有权对作者意图进行相关因素的取舍,在翻译语境下顺应译语读者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和语码选择。此外,熟悉英汉诗歌的读者可能都会领略到两种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异,上述英语句式将焦点“force”放在句首,汉语句式却将“力”的重心放在句尾,我们无法也不必译出原有对等的句式,只能顺应译语语境下的句式因素。事实上,英诗中的音韵节律及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法等均不能完全传译。我们在翻译中不得不“丢失”这些东西,但是不能丢失内在的节奏。我们推崇诗人译诗,译诗为诗,就在于诗人译者往往可以重建一种汉译的节奏。

  最新的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和英语的一个音步都有两个音节,汉语多音节复合词可分成两步或三步,采用自左向右划分双拍步(两音节一步)的右向音步,或采用考虑语法层次结构的循环音步。英语的音步有重音,都为左重,落在每步的第一音节;单音节的词一般为左重双拍步,第二拍为空拍。汉语的音步重音感觉不明显,但有声调可依;汉语双音节词(双字组)的音步节奏最好。(端木三:“汉语的节奏”,2004)。

  虽然汉语无法像英语那样以音节的轻重音,构建抑扬格或扬抑格等四种音步节奏,但元音丰富的汉语以“平、上、去、入”的四个声调,展现平仄起伏的诗句节奏。汉字有音、有形、有义,更能体现构词成韵灵活多变、构建诗行伸缩自如的先天优势。诗人译者不能机械地按字数凑合“音步”,构建理想的汉译节奏,却应与任何不同的口语朗读节奏相契合;有时可能整整一个句子只能读作一组意群,并与另一组意群构成一种奇妙的关系;例如,在阅读“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时,我们只将它读作一组意群不停顿,符合“循环音步”原则;第二行分两组意群,第三行一组意群,读作“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摧毁/我的/一切。”其中第二行的“我-”后需加空拍,稍做停顿才能和谐相应,句尾单音节的“力”也为左重双拍步,其中第二拍是空拍。我们正因为将诗行看作是一组组意群,因此在阅读时,感到内心是那么的轻松而紧凑,这就是汉译的节奏效果顺应了天然的内心节奏,一股自由之气在诗句中跃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代诗人译者在汉译中不断创造出与英诗音韵节律等效、作用相仿的语言表达形式,做到译诗的节奏抑扬顿挫、起伏有致,意境相随。而“细读”北岛的译文“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催开/我/绿色/年华/;炸毁/树根的/力量//是/我的/毁灭者”,其多音节复合词“导火索”既与原诗“fuse”双拍步不符,又破坏了汉语双拍步的“右向音步”或“循环音步”的和谐节奏,第三行“是/我的/毁灭者”更是乱了汉译的节奏,原因就在于北岛此处又在套用英诗的句式。

  翻译难,翻译诗更难!迷狂的翻译之旅仿佛是步入一处流动的风景线,沿途努力以文字表达其美丽的全貌,可一旦定格下来,僵硬、凝结,往往失去原有的活力,绝非真实的风景。如何栩栩如生地传达那一线生命的美丽,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应是译者一生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努力的方向。当然诗人译者相比于普通译者而言,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节奏感方面往往能显露其诗人的悟性与表现力,容易获得读者的偏爱。然而,诗人译者难免会“过度”突出自身的语感与诗句的节奏,而忘却原文的韵律与气势。因此,读者常能在坊间读到一些译诗的句式与诗人译者的诗句如出一辙;但是值得“引起警醒”的是某些掌握“话语权”的诗人译者试图将自己的一种汉译节奏强加于他人,可笑地将一位或九位乃至所有外国诗人的作品译成同一张面孔。因此,为了驱散笼罩在诗歌译坛上空的阴霾,达到“以正视听”的效果,我特地编选一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旨在梳理与澄清中西诗歌翻译并不漫长却充满“论战”的历程。

  以上就是我编写《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的缘由;当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曾在1987出版过同类的书籍《诗词翻译的艺术》,但仅仅也只能选编到1986年。近20年间有关诗歌翻译的理论及实践迅猛发展,及时地整理出版这样的书籍十分必要且意义深远。我在书中保留一些经典的篇目,重点选编健在的老一辈诗人翻译家的新论及新一代中青年诗人翻译家的文论。本书考虑取名为《诗人译诗 译诗为诗: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在于强调所选作者大都为诗人兼翻译家,或者是颇有建树的诗歌翻译家;当然,有些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诗人,但因其翻译理论影响了数代诗人翻译家,故尔入选,例如,严复与他的译论“信达雅”。目前,经与上海某出版社接触,一拍即合,对方还希望搞一本《世界诗歌翻译千年论集》。百年论集的初稿篇目筛选已定,但等约请修改的各家稿子一到,即可付印,争取在春节前与读者见面。

2005年8月30日于复旦

〖来源:作者惠赐,lidinjun@online.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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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衣 (阅683次)

陈东东

    
    随笔是诗人的衣装。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显然站在诗人的立场上说过“世界上最漂亮的衣装是人的肌肤”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以分行的句子袒露身心、日光浴胴体或纹刺和彩绘自我的那些人,却还是会时不时坐下来用另一副笔墨写点儿随笔。写随笔的诗人从语言的魔术舞台上下来,返身走进现实,验证着自己到底有没有神通;就像一个人从梦中起身,披衣回到日常生活去继续追梦。要之,诗人并非不得已返回,而是以守为攻,用散文方式打扮和强调自己作为诗人的语言形象。毕竟,诗所呈现的太赤裸、太血肉、太夺目、太天真、太敏感、太紧张也太容易负伤,诗人需要随笔衣装来缓解甚至抵御。然而那些聪明、更别说高明的衣装,不是又一种展现、更淋漓尽致的展现?不总是反而暗示、象征、所指和勾勒,让人加倍想入非非于其形式所包裹的生命和灵魂?衣装不仅是盾,更是矛;诗人的随笔不仅是撤离诗行的文体,更是突入诗的疆域,以警醒之眼对世界魔幻的一瞥。明于此,王寅将他的随笔集命名为《刺破梦境》就恰如其分。

  搞笑电影里,冯小刚让葛优念出过这样的对白:“瞧人家那西装怎么穿的,就跟长在身上似的。”这异想天开近乎阿谀的赞美并非全无道理。衣装的高境界或许正是得体,那么还有比“长在身上似的”更为“得体”的吗?一般而言,能够量身定制般依据那个人的气质、态度、风貌和性格穿上刚好适合其品位的那一件就算得体了。王寅的随笔衣装,该怎样才够得体?很多年前,一位读了我推荐给她的王寅诗作后印象深刻的护士跟我说,很容易会把这位诗人想象成一个留长发、穿风衣的瘦高个子。我告诉她,王寅走在繁华街市或穷巷幽径的现实身影也大概如此。似乎,风衣最能匹配他的诗歌身体和诗人形象。不出所料的,在王寅的这本随笔集里,你一下子就找到了题作《风衣》的一篇:“风衣还是为固定的人群所喜爱,风衣仿佛是他们的职业标志,其中就有诗人和作家。”接下来,是一个王寅式的借谈论别的人物事件自我影射的例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诗人北岛去复旦大学开讲座,和他的到来同样令在座者印象深刻的,是他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

  这种王寅式的笔法在这本集子里随处可见。他所谈论的塔、剧院、沉船、照片、摄影师、秋天、肖邦、山阴路、火机、细沙、电影、纸、格拉斯、舞蹈和雕塑、旅行、盖伯丁、展览会上的图画、卡夫卡、普希金、博尔赫斯、外滩、莎克斯、毕加索、卡巴、风景、建筑、书籍、考伯西耶、上海和他的那些友人,每一样最后都成为镜子。折射在镜子里的,是架起了所有这些镜子的那个诗人。每一面镜子都被精心、精致和精确地切割裁划了,好像这样能更合度地映照镜中那件被精心、精致和精确地裁剪缝纫的诗人的风衣。然而,看似没有花专门的力气,也并不炫耀以握笔的姿势捏在手里的他的金钢钻,其行云流水的文章,就像随笔的应有之意般自然而然,仿佛所谓精心、精致和精确的切割裁划,不过是将镜子摆放成自然而然的恰好角度,去显现镜中那个诗人穿着风衣的自然而然。当然这实在是用心的结果,王寅在书的后记里交代:“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学习不分行文字的写作,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学习重新写出流畅的汉语。”

  当镜子得以水一样平静地铺展成书页,书中的那个诗人,有太多文人的侧影。“城市”、“旅行”、“艺术”、“阅读”,用这四辑文字构成的这本随笔集,筑起的是一间文人的袖珍书房。在实际或寓言的层面上,这间不太安稳勉强置放于现世的书房,多多少少平衡安慰了激越的诗心,让它的主人有可能往返于“一种诗人”和“另一种诗人”。要是一本随笔集也像一间房间那样至少需要有一盏灯,那么不妨就去打开王寅书中的这篇《一个诗人和另一个诗人》,用它来照明整间屋子和书中每一行或轻捷畅快或迷离暧昧的句子:

  勃勃的野心、不朽的渴望与有别于抒情诗人的诗人手中眼里的事件联系起来了。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才会散发其魅力。而与此同时,那些无缘同时成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的诗人们还是那样多愁善感、无所事事,仍然像所有的芸芸众生那样对所发生的一切琐事津津乐道。

  借助这盏灯你依稀去辨别,王寅架起的那么些镜子,无论其中的每一面如何独特,就像文人书房里每一本珍贵的书,属于苦苦寻觅和精挑细选的成果,它们其实却只是两面镜子。要是一面叫作诗,另一面就叫作散文;一面叫使命,另一面就日常;一面痛苦,另一面慰籍;一面生命,另一面流逝;一面放逐,另一面游戏;一面生活,另一面工作;一面死亡,另一面无常;一面不朽,另一面驻守;一面永恒,另一面无限;一面激情,另一面技艺……镜子和镜子可以相对着在各自的镜像里一直排列下去。王寅穿着风衣的那么多身影,是这两面相对的镜子的无限繁殖。

  跟诗相比,王寅说,他的这本书 “情绪要克制平和得多,也远远没有展现生活的广度,更多的是偏重艺术的个人化的读解和冥想。” 似乎因其随笔的语境,才让人更多地看到了作者文人而不是诗人的那一面。不过,说起来,王寅最初正是一个以文人面目出现的诗人,这本随笔集里的“解读和冥想”强化了读者的这一判断。但是在还不曾读到他的这些随笔之时,甚至在他还没有去写作这些随笔之时,他的诗作就已经提供了这一判断的直接证据。他早年的那些诗歌题材连同它们的氛围,在这本集子里有了更便于舒展的空间,集中、延伸、增添、稀释、深入浅出、幻化了身姿,可以目作其喻体的那件风衣,则已经从空灵的想象变得那么触手可及。

  从某一观点,正可以把建筑看成比衣装更为厚实牢靠、更能挡风御寒的衣装。一间由四辑随笔筑起四壁的袖珍书房,则更方便转换成放进诗人行囊或套在诗人身上的衣装。就王寅的写作而言,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能够令其袖珍书房自觉形象化的名目刚好是风衣。这种自觉,被他《风衣》里的这两段文字表述得格外明晰和自信:

  相比之下,厚重的大衣少了一份飘逸感,短打扮虽然精悍,但却少了风度。风衣最大限度地包裹了主人的躯体,阻挡了风寒,但同时也将行动的意味充分地传递了出来。穿风衣的人风尘仆仆,他们的风衣上除了不可饶恕的油渍之外,可以有雨迹、烟味和泥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无心冷落有立领的风衣,每每有意将风衣的领子竖将起来。为什么有人喜欢夜晚站在逆光处,诗意地透出风衣剪影的魅力。应该承认,风衣所具有的功效惟有脱胎换骨方能形容。

  它脱胎换骨的功效使得风衣又多么像一方魔术师遮人眼目的毯子。表面上,镜中或逆光里的身影没什么改变,时间和经历却已经把风衣里面的那具身体、那颗心,从“一种诗人”进化成“另一种诗人”了——确切地说,那是从一个写文人之诗的诗人还原为一个犀利地啸嗷出诗人心声的诗人。当一种随笔的写作意识跟诗真正分离开来,王寅的风衣也再没有必要得体得“就跟长在身上似的”。再去看他后来的那些诗篇,那些在他有意开始了随笔写作以后的诗,你会多么惊异和颤栗——那是一种自己动手去奋力撕开自我的企图,从那“最大限度地包裹”着的风衣里显露出来的,是被磨砺得银针一样的尖锐矛刺。对照着王寅前后诗篇(它们是不是也成了两面相对的镜子?)的阅读,让我们又要再来重新分辨那件风衣,发现它竟然那么不得体,被用作了缠绕着包藏利刃的伪装的兵器匣……

  于是,《刺破梦境》也就多了一层深意。看来,由那些随笔所架起的镜子,在那两面镜子之间往返的风衣,才更是生活于重重艺文里过分诗意的文人梦境。诗人,那个实际上并不能归类于“一种诗人”和“另一种诗人”的诗人正脱颖而出,从内部去刺破这以风衣样式呈现的梦。

  (《刺破梦境》王寅著,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
                                   来源:世纪中国


独行侠http://blog.sina.com.cn/u/1199054670
本贴于2005-12-01 03:00:13在 乐趣 诗歌文学雷子烟隐吧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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