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均

                        

    此题，原是仿一类电影名，譬如《克蓝玛对克蓝玛》。近日，我的床头放得两本诗歌史，遥遥相对，俱为消遣长夜之助。其中一本是程光炜先生所著《中国当代诗歌史》，另一本是洪子诚和刘登翰两先生所著《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修订版。程书为去岁程先生所赠，当时有些感触，却因写论文而耽搁、未形诸笔墨。洪书为上月参加首发式所获，于会中觅一僻静角落阅之，便觉兴味十分。
    两书恰可对照阅之，这一对照，并非仅是统而观之，却是深入到肌理来作耍。比方说，可以随意挑出一个诗歌史上的细节，然后观看著者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延展的叙述，因之趣味横生焉。反过来，这种读法之所以有其可能，首先在于两书所处理的是同一现象，也即中国大陆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诗歌现象（洪书中另有刘登翰先生对港澳台诗歌的论述，因在体例上并未整合，本文暂不论），其次两书著者在兴趣、在知识立场上或颇有些相近和配合之处，如在对九十年代诗歌的“看重”态度和了解程度上，又如共同编选《朦胧诗新编》诸书，等等。因此，这两本诗歌史或可称作如说书人般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了。
    因着这些缘由，遂有左手一花右手亦一花并读之的兴头，而再读之下，却发觉两书的差异尤大，不仅是在治学路径，亦在著者本人的性情、修养和见识，跃然于纸上。在文学史的处理方式上，程书多用勾勒之法，也即对文学史现象的挑拣整合，所致力的是某种文学史形态的建构；洪书则是考掘之法，犹如挖掘岩层，寸寸而下，其意不在大，而在小，或是对文学史现象的清理和深度阐释。
    究其原因，首先是著书之目标不同，程书为“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之一种，章节之后且配有“基本概念”、“复习思考题”、“参考书目”种种，显见其目标在于充作教材以“教育”学生了解当代诗歌现象而作，因而其框架及线条必得干净明快；洪书以“提供一种可以作为参照的评说”为任，这一“评说”目标的设定，亦使得著者有较大的个人活动空间和撰述余地，而未为“教育”目标所限定。换言之，两书目标之差异，亦表征两书事实上处于不同的场内。不过，这一差别并非绝对，以“教育”为目标的著作亦是一种“评说”，而“评说”之后，也往往被充作教材之用。因此，在我看来，两书目标之不同，即表现为“学术”与“教育”、“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著者在两者之间的游移及比例的分配，影响所及，其书的写作方式亦不同。
    其次，两书著者的位置不同，所谓“位置”，乃是针对其所处理的历史而言，程先生以“批评家”名，洪先生以“文学史家”著，因之，在处理文学史现象之时，程如万骑中取上将首级之关公，亦于纷繁诗歌现象中，凭其“敏感”和见识，独能挑取若干现象为纲目，新意是一方面，而首作文学史建构之俑乃另一方面。洪则如温酒之曹公，于帷幕之中，万千气象皆了然于胸，因而气度从容，缓急由之。在程书中，一些诗歌现象的提出，如“诗歌批评和新诗史研究”为一章，“北大诗歌及其他”为一节，这些历史情节的突出，皆需“批评家”式的敏感和断力。而在洪书中，这些情节及程书之叙述亦被化作处理对象，而结构于“整体”的“构造”之中。
    再次，两书著者治文学史的门径不一。在此之前，程曾主持人大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洪亦有著名之《中国当代文学史》，程之治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理路为其所言“现代性”，这一思路所延展的叙述方式即以“现代性”为基本框架和动力，而对这一历史形态予以建构。洪之治当代文学史的方法已有多文述之，多以其于“文学环境、文学体制与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卓有成效。在这两本诗歌史中，亦可见其思路的延续。程书虽未言及其框架，但仍可窥见其从“萌生”到“复杂”“综合”的这一诗歌史形态的建构意图。洪书则亦用其治当代文学史之法施于诗歌史，五十至七十年代诗歌的处理方式自在意料之中，惟将之移植于八十年代诗歌之上，亦精彩纷呈，譬如对“朦胧诗”这一形态构造的分析，曾充《朦胧诗新编》之序，言之“朦胧诗”于历史的位置，可谓紧锣密鼓、落地生根。
    又次，两书著者之趣味及表现有异，程书之趣味在于对文学史现象的判断标准上，体现于其纲目中，大至文学现象的归纳，小至作品的选择、排列及评价，亦可见其“知识分子”式的审美和“批评家”式史家眼光。洪书之趣味，就我所见，一是在具体的阐释上，洪先生治史虽以“客观”称，但所用多以春秋笔法，如对朦胧诗诸诗人之评，或以“想像力”等诗艺标准，或以社会趋势等因解之，这一差异亦见洪之趣向。二是在行文中，洪亦玩一些小幽默，如对张曙光的叙述，洪用“或”一词，然后于注解中公布说这是张曙光的“用词习惯”。
   余者，可叙可点甚多，譬如，洪书以详细丰富的注解为诗歌史的背景，而程书亦撰有“中国当代诗歌年表”，将注解、年表与正文相互对照，将书翻来翻去，亦是一大乐事。还有，因两书所述八九十年代诗歌之事尚切近，八卦犹忆，把玩之下，如同旧梦重温，而甫一掩卷，即坠入深深梦境。乐哉乐哉，何如之也。
                                       2005-5-11


《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洪子诚刘登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柏桦

　　一九八二年初春的一个夜晚，至今仍记得我曾惊惧于我悬而未决的诗歌命运。一九八三年初春的另一个夜晚，我惊喜地得到一本由钟鸣编辑的《外国现代诗选》汉译打印稿。一九八四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在欧阳江河家中读到荀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深为震动。一九八五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北碚温泉的一间竹楼里，室内如此明亮，而楼道外却一片黑暗，对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雾迷漫、新鲜而湿润，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岛在为我们谈论“今天”的旧事，人、岁月、生活，一个诗人的旅程……而此时洗手间的水龙头未拧紧，水滴落入白色脸盆发出的声音让我既惊叹又迷离，那声音犹如一九八一年十月《表达》的声音：“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树断裂发出一种声音/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预示着什么呢？……”紧接着我读到了北岛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伟大小诗《写于一九六六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以上这段个人的回忆并非是我真想说的，我真想说的是我们即将读到的北岛这本书，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它。在这个“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普希金）的时代，我们已很少沉入回忆了，但正是二○○五年春天（这一年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黄仁宇曾说万历十五年是无关紧要的一年），北岛的这本书打开了我回忆的闸门。对了！我真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可以焕发我们的书，它将焕发我们走进个人的回忆，那也正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传奇般地翻译、写作和生活。虽然有些人已经死去了，如赵一凡、顾城、海子、骆一禾……但正如北岛在本书中所说“艺术家将死去，但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引自《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的确，在北岛的回忆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永恒的；同样，理所当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个时代也是永恒的。

　　读这本书，我们首先遭遇的是诗歌翻译，其中有大量的诗歌翻译文本的对照批评及北岛自己的译文。在谈到翻译时，北岛这样说：“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与戴望舒、冯至和陈敬容这些老前辈相比，目前的翻译水平是否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落后了？……而如今，眼见着一本本错误百出、佶屈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引自《特朗斯特罗姆：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接着，北岛在《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一文中又说：“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翻译在今天的确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如此粗暴而缺乏耐心的时代，许多译者是见谁译谁，对翻译的责任完全无知，当然更谈不上心怀虔敬了。而北岛在书中所涉及的翻译问题却十分精细到位并且又不失一个诗人应有的警醒之锋芒。同样，我以为一个译者只有在与被译者的内心达到彻底的契合时才可译之，因为此时二人已不分彼此，恰如一人。这一点犹如波德莱尔译爱伦·坡时那种触电的感应。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一个译者只能译一个诗人，我的意思是只能译一类诗人，绝不是万能，不是通译。

　　另外，众所周知，翻译中最不可译的是声音，即音乐性或节奏（那可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节奏呀！）但声音也非神话，也非绝不可译，在某些难能可贵的时刻，一种声音会被神秘地倾听到并被精确地译出。比如北岛所译的特朗斯特罗姆，我从一九八五年起就注意到他是译得最好的，这可以前面所引的他译的那首短诗为证。为什么？因为他太理解这位与之交往的瑞典诗人了，正如他在写他的那篇文章中所说：“托马斯的诗歌风格冷峻节制，与此相对应的是修辞严谨挑剔，不含杂质。”说得真是透入骨髓。如此完美的理解，必然译得得心应手。作为诗人，北岛有一种敏锐的直觉，他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许多译者所译的诗都有添枝加叶、拖泥带水的毛病。说得煞是痛快干脆，真是一语中的。且看他译的一首令我震撼的曼德尔施塔姆的短诗：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一九三○年十二月，列宁格勒）

　　译笔铿锵、坚执、饱满、简洁，仿佛一下就把曼德尔施塔姆直接推到我的眼前。

　　过去的翻译，甚至八十年代的翻译我认为是相当严谨的，正如北岛所说：“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翻译《北欧现代诗选》时，作为出版者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主持这套‘诗苑译林’丛书的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做出评估，提出修改意见，并最后把关。”而如今的翻译界却很乱。我在去年四月曾接受过马铃薯兄弟访谈，当被问及我对当代诗歌翻译的现状是否满意时，我这样说：“在此套用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一句话：‘糟得很。’我甚至不想说哪些人的翻译是比较可信的。”

　　此文的重点并非是谈翻译，虽然翻译是这本书涉及较多的一个问题。而我更乐意（同时的确也是这样）通过此书的翻译谈论我们那个时代的写作。在北岛此书的文字里埋伏着一个真正的中心，那就是对一个激情年代的书写，对一个充满欢乐之谜的年代的书写，在那里我读到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气息，真的，连当时的空气都充满了抒情与牺牲。这一点从北岛所选的这些诗人的名字就可见出。他写的这些诗人虽是二十世纪西方的大诗人，但这些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与写作的语境与我们八十年代的生活与写作的语境是如此的暗合。他们不仅影响了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写作者，而且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又是那么与我们契合，即内心充满了抒情的张力，而不是罗兰·巴特所说的那种“零度写作”的后现代“怪物”。正如北岛写出的这些诗人，在八十年代与我们相遇了，并在我们的内心唤起了一种亲切的应答。

　　在曼德尔施塔姆一文中，北岛谈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圣经”《人·岁月·生活》，这本书在他们那个决定性的年龄将他们打开并照亮。生活、写作、翻译连成了一片，“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引自北岛书写曼德尔施塔姆一文）赵一凡，这一传奇人物就这样走进了北岛及一代人的生活与写作。通过《人·岁月·生活》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T·S·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我们像闻到玫瑰花的芳香一样闻到了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

　　由于翻译的介入，我们的写作反而具有了时代感或中国性。这样说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对。西方的许多汉学家都认为西方翻译文学的介入已使我们丧失了中国性，这其中的人名及那些刻薄的言辞我不想在此一一指出了。而且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加入了这“东方主义”的大合唱。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中国不遭遇现代性的危机与难题，如果中国永远在古典，我们当然会用另一种方式——古文——书写。但现代性已在中国发生，而且接近百年，形成了一个传统，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写作，绝无他途。世界诗已进入我们，我们也进入了世界诗，的确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诗存在，这里没有纯中国诗，也没有纯西方诗，只有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只有一种共通的语境。譬如在八十年代，当我们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读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列宁格勒》时，我们就明确地知道这些诗不仅是俄国的，也是中国的。这一切就如中国古诗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为此才有了庞德的“cathay”（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庞德最优秀的诗歌），才有了杜甫的美国传人K.雷克斯洛斯。“诗歌不再是民族主义的，现代诗中的大师，从智利到日本，他们之间的共通处远超过那些炫耀民族起源的作家。”（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现代诗的世界语言里》，引自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一文）正是在一种广阔的“互文性”的背景下，北岛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精神，而这一精神实践正是通过他所书写的这些西方诗人，通过他们的译文，通过我们的写作，共同完成的。现代汉诗应是一个活的开放性的系统（借自张枣的一个诗观），它既勾连过去，又直逼现在，它的本质是古今中外。这犹如北岛在写特朗斯特罗姆一文中所说：“自一九八○年初起，大量西方作品译介到中国。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遇过程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必然是反传统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我们不是非历史主义者。中国不死，传统就在，无论你愿意与否，传统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如同现代性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一切都是自然而不必细究的。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可以感到北岛诗与文的厚重与可信（那便是一种汉风与洋味的天然融合）。即便在这本书中，他写的是西方诗人，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他身上的一种中国风骨，它每篇文章的中心是那么隐秘而稳固，既能任意铺开又能轻轻收紧，行文天然、虚实相间而又游刃有余，随处的诗歌评析，对赏诗者可谓是字字精当，值得细细流连。而且整本书散发出一种统一而集中的八十年代特有的风度——一种具有奇特魅力的历史感及纯个人的神秘天赋。

　　正是北岛这本书把我带回到那早已死去的岁月之中并让那死去的得以复活、得以重新闪耀出光芒，我那过去的生活与写作仿佛让我跟随这本书再次经历。一切都在目前，真的可以触摸。它让我沉入回忆，回忆与诗歌初逢的岁月，回忆与优秀译诗相遇的瞬间。

　　也正是北岛这本书完成了一个使命。它引导了我们回忆，对一个时代独特语境的回忆；同时他也告诉了我们，一种西方诗歌的现代性是怎样通过译文在中国发生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教导了我们，中国的现代性写作是在与这些西方诗人的对话中进行的，我们彼此如此紧密，竟然一点也不陌生，当然丝毫也无所谓的差异性。

　　最后，让我们打开本书第一页，与作者一同进入回忆，进入一个时代的翻译与写作吧！

　　（《时间的玫瑰》，北岛著，重庆出版社即出）


〖来源：《读书》，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