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拾轶

张 喆

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这场“思想改造运动”， 虽说是帮助知识分子“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是很多学者的伤心、委屈、自辱、自损的历史。十几年前，我在读一本学术界畅销多时的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始知思想改造运动并不是像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成功。后来在关注、收集、阅读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材料时，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没有经历过那场政治运动，是很难理解老一辈学者心灵的煎熬与创伤。

后来有学者对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研究后，指出：“思想改造运动的方式是人人“洗澡”过关，它的特征便是“要求知识分子根据他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做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评，‘洗’去身上的污垢，最后由群众决定是否过关。”（于凤至语）“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笑蜀语）“洗澡”运动的执行是简单的、粗暴的，很多学者、专家、作家在运动中被侮辱、被攻击。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谢泳语）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很多大师级学者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史学大师陈垣，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书法家启功的恩师，早年史学著述颇丰。后来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除了写一些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外，在新中国的22年里，陈先生除了整理修订旧著外，基本上没有在史学方面再撰新著。

1949年之前的郭沫若以《女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大量的文史方面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领袖人物地位。后来郭老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一代文史大师最后这样评价自己，是哀叹，还是彻悟？

创立古史辩派的史学大师顾颉刚，曾被誉为是学术生命力最旺盛的少数学者之一，但思想改造运动后，其学术研究就只剩下古籍点校工作了。

解放后，哲学史家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信表态，说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但经历此后的各类运动了，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只能是“试稿”，到了1980年后，他从头重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时的冯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了，他认识到此前“有些地方有依傍别人的地方，是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不是直接亲自见到的。自己亲自见到的，不一定就正确，但必须根据自己亲自见到的，说出来才有力量，写出来才有价值。”“路是人走出来的，走了这几年，总算走出了一条路来了。”从85岁到95岁这十年间，冯先生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然而从1950年到1980年长达三十年的岁月，冯先生就在思想改造中度过。

历史永远有例外。拒绝参加思想改造的陈寅恪先生，虽然在1949年之前，被学界推崇为“教授的教授”，但其生活颠簸流离，著述虽精，但数量有限。解放后陈先生坚持“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心按自己思想去做研究，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述，学术界称“六十岁以后的陈寅恪，迎来了他学术生命的第二次辉煌”。

这些或许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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