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的师友

张 喆

鲁迅作为一代文学家、思想家，臧否古今人物，或虚拟、或实指，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与“论敌”唇枪舌战，和朋友推心置腹。现撷几则鲁迅对师友的评语，可知先生知人论世，尽显率性真诚，可敬可赞。

章太炎

章太炎，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思想家，国学大师，辛亥革命前后很多文人名士及革命志士都出自他的门下。鲁迅先生也曾师从于他。后来鲁迅曾给曹聚仁的信中这样谈起他的老师：“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后来鲁迅在和友人许寿裳通信时说：“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这样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们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陈独秀

鲁迅在纪念刘半农的文章中把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三人做了如下的比较：“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的一个，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许寿裳

鲁迅曾给朋友写信，这样评说他的终生挚友，现代教育家许寿裳先生：“我和他极熟，是幼年同窗，他人是极好的，但欠坚硬，倘为人所包围，往往无法摆脱。”后来鲁迅给郑振铎写信又谈起许寿裳：“许君人甚诚实，而缺机变，我看他现在所付以重任之人物，亦即将来翻脸不相识之敌人。”

钱玄同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干将，也是鲁迅先生的至朋好友，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是时任《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催逼出来的佳作。1930年2月，鲁迅在朋友信中这样评说钱玄同：“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先生合作编辑《北平笺谱》，郑振铎想请钱玄同作序，鲁迅不同意，写信说：“我只不赞成钱玄同，因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鲁迅的意见是请时任北大教授魏建功作序。此事后来在他们的朋友圈中传出，这年底，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中又一次谈了他对钱玄同的看法：“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可见新文化运动后，《新青年》同仁们大多分道扬镳了。

李大钊

鲁迅和李大钊都曾是《新青年》的同仁，1933年李大钊的朋友们编定了《守常全集》，请鲁迅写序言，鲁迅回信说：“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鲁迅为此撰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收入《南腔北调集》。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说：李大钊“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不是……他的模样上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他既像文士，也像官吏，也有些像商人……”《守常全集》由于受到国民党审查阻挠无法出版，鲁迅得知后气愤地说：“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

刘半农

1932年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刘半农时说：“刘博士之言行，偶然也从报章上见之，真是古怪得很，当做《新青年》时，我是万料不会到这样的。”五四时期，刘半农去法国留学，192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从事语言学研究，不仅在思想上，就是研究方向上也迥异《新青年》时期，就因这个缘故鲁迅才有如此之认识。1934年刘半农病故，鲁迅作《忆刘半农君》，真诚地回忆了他们之间从相识、相知到相隙的心路历程：“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郭沫若

1936年，鲁迅在重病期间，回顾他与“左联”关系的一篇重要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到他与郭沫若的“关系”：“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林语堂

林语堂和鲁迅关系起初也是非常亲密的，当年鲁迅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就是林语堂力荐并邀请的。1934年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谈了他对林语堂的看法：“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拚命，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郑振铎

郑振铎是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一生著述颇丰。鲁迅和郑先生交谊亦厚，二人曾合作编辑出版过《北平笺谱》等书，先生曾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评说郑振铎：“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预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后来二人合作编书，交往颇为愉快，鲁迅对郑振铎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曾向时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许寿裳推荐郑振铎说：“近闻郑君振铎，颇有不欲久居燕大之意，此君热心好学，世所闻知，倘其投闲，倒为可惜。”与此同时，鲁迅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还这样评价过郑振铎：“在中国教授中郑振铎君是工作和学习都很勤谨的人。”

瞿秋白

瞿秋白是鲁迅一生视为肝胆相照的少数朋友之一，鲁迅书赠瞿秋白的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被人们传诵一时。瞿秋白被害后，鲁迅抱病忍痛，殚精竭虑，负责编辑、校对、出版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该书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纸墨更寿于金石”，《海上述林》是鲁迅和瞿秋白真挚友谊的见证。鲁迅特别赞赏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1935年他在致萧军的信中无比惋惜地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萧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2008年3月30日）

本贴跟从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