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改革的争议

 

　　一九九七年开始，德国开始了一场关于德文改革的大辩论。从小学的儿童、老师和家长，到出版商、教育局官员、语言学家、德语教授，作家、诗人、联邦财政部长、地方法院、联邦宪法法院，都卷入了这场论争。

 

　　不要以为德文跟中文一点关系也没有，汉语拼音方案里的 u 加两点，读“鱼”，就可以说是从德文里引进来的。z 读作“兹”也是受了德文的启发。德国人的论争对于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比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汉语拼音方案（台湾的叫作“注音符号第二式”），就可以看出北京方案借鉴多国拼音的好处，台湾的过分靠拢英文。

 

　　下面是一部分德文改革论争的进展情况：

 

　　德国政府一九九六年决定在经过一段过渡时期以后，实行文字改革，将一部分单词的拼写方法改得更加规则化，使一些外来词的拼法更加德语化。各州准备逐步推广，一九九八年在学校使用，到 2002 年正式实行。可是九七年以来，联邦财政部长魏格尔带头批评文字改革，他说，德国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不需要进行这种改革。朝野上下，自民党、社民党和联盟党的议员们草拟的一份超党派的提案，要求停止实行这项文字改革。这一改革是由各州文化厅长联席会议公布的。（德国在联邦一级没有文化部长，文化管理的权限下放到各州，联邦只有一个机构叫作文化厅长联席会议）。这个机构“是否应当有这样的职权”引起了争论。一部分出版商已经出版了新的正字法教科书和辞典。争议导致新书滞销，出版商要控告各州文化厅长。议员们正在征集必要的多数签名，以否决这项改革。

 

　　德国各州文化厅长联席会议仍坚持实行改革，要使拼写更符合读音规律。其实跟英语相比，德文拼读与书写已经相当一致，所以改革所涉及的词语并不太多。但是一旦改革，还是牵涉到国家的许多方面：出版、教育、货币、档案、辞书、计算机文字系统、图书馆。在一些地方小学甚至发生学生家长到法院告状，被驳回，又上诉再驳回，最后要求宪法法院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做出裁决。

 

　　在反对声浪中，爱尔朗根大学的德语专家孟斯克教授宣布退出正字法委员会。这位教授是第一位退出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中有十二位来自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专家。委员会的领导人现在也表示不能排除对改革本身提出修改的可能性。这项改革原已与使用德语的奥地利、瑞士德语地区和意大利德语地区的行政部门达成协议。德国国内发生争议，国外的德语区也开始踌躇起来。

 

　　一九九七年十月四日发表的一篇声明指出，一些重要的德语作家和日耳曼学家组成了二十六个要求停止德文文字改革的公民自发委员会。他们认为文字改革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书写并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加造成混乱。他们声称，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五的公民都拒绝这项改革。这二十六个委员会还宣布，已经征集到了五十多万人的签名。

 

　　针对所谓文字改革带来方便的说法，两百多位美茵茨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辩驳。一项致莱茵-法尔茨州教育厅的申请书提出要求停止改革。这项要求是以该大学日耳曼学家 Verner H. Veith 教授的分析为依据的。该教授说，所谓把大量的正字法规则归并到一百十二条规则的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文字改革的一百十二条官方新规定只是改头换面罢了。如果要照顾一千一百零六条使用规则，其中包括一百零五种例外词汇表，一千一百零八个词要记住或者要查核字典。仅在分写或者连写的范围内就有七个原则，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四十五条次规定，两种专业情况，十五种通融变通情况，一百二十三种条件，三十三份词汇表，二十八种 供参阅的有关情况。Veith 教授指出，有人说，“改革对于教育是有意义的，因为排除了教学障碍，给中小学生提供了可靠性”，这一说法也是错误的。许多新的规则互相矛盾，既不系统，又不合逻辑。例如在书写上，Blut saugend 要分写，blutstillend 却要连写，schwer behindert 要分写，Schwerstbehindert 又要连写。针对改革派所宣布的意图，应用新规定，不仅不能使德文变得容易，反而使正确书写变成高教育程度人们的奢侈品。他指出，所谓各级不同的中小学校里应用新规定后，听写的错字率降低是怎么一回事。从一开始，初小的学生首先就只管拼读关系，而对实际上的拼写问题，则根本不予面对。这位日耳曼学家对此认定说，这种正字法改革的许多令人不快的非系统化问题，不是在适合儿童的课文中展开，反而是在高年级中展开，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展开，在学校教育之后、在学校教育之外展开，在人们与行政部门的交往中展开，在日常应用文、专业应用文和文学著作的阅读和写作时展开。文字改革反对者们还在十月十日于上巴伐利亚举行一次诗人朗诵会，许多当代名家都将参与这次盛会，表明反对的态度。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德文报刊新闻机构共同宣布，原定一九九八年元旦起实行的德文文字改革暂缓在新闻机构中实行。新的时间表要等到法律上、政治上和改革的内容都清楚之后再决定。（只有《星期报》等小报开始试行）。主要的德文日报主导着新闻机构中文字改革的事务，所以这一宣布意义重大。新闻机构承诺说，他们将责无旁贷地继续关注今后的文字改革动态。一九九六年由各州文化厅长联席会议决定的文字改革，遭到作家、政治家和学生父母的抗议反对。预计在一九九八年春季联邦宪法法院将裁决，文化厅长会议是否应该宣布文字改革，或者是否需要一项有关的法律。参加这一宣布的不仅包括德国的新闻机构， 而且也有英国路透社的德文部和奥地利、瑞士的德文报刊。

 

　　为了深入取得完整的有关资料，我特地走访了文化厅长联席会议，接待我的是有关的专家封克博士。他认为，改革已经落实到了各地的学校，课程已经开始。其实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德文书写更加规则化。联席会议还是希望施行改革，但是也有可能搁寝。学生家长的上诉终将迫使宪法法院表态，但是那是法律程序的问题，而不是语文专业的认定。封克博士坦率地说，他个人倾向施行改革，要使用新规则，必须学习一小段时间。但是老实说，学不会，也几乎不影响阅读。

 

　　对于非日耳曼学专业，非德文专业的中国人来说，德文的改革成败如何，一些细小的德文拼写改革，引不起足够的兴趣，这里不想赘述。只是提出一些与汉字改革有关的问题。

 

　　方便技术处理的限度：不伤害民族文化

 

　　文字改革是为了什么？德文的改革想更加规则化，实际上也是更加方便技术处理，例外越少，技术上越方便。可是即使是这样，改革者还是没有取消德文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就是一切名词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另一个就是四个变音，a, o, u 头上加两点，以及ss与一个类似B的特别字母作对应。一切名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其他国家都没有，在输入计算机或机器打字时要多用大写键，就会部分地影响输入速度，出错机会也大为增加。四个变音在技术上给德文的计算机键盘带来很多问题。德文跟英文的计算机键盘不能通用，通用时就写不出加两点的字母和ss的对应字母，用德文键盘写出的内容含有这些变音，就不能直接进入电子信件E-Mail，否则会造成对英文电子网络internet的干扰。

 

　　可是德国人没有在改革中提出要改掉这些不方便的地方，反而还要强化ss的规则。德文本来就是拼音文字，而且跟英文同属日耳曼语族，词汇和语法的深层结构上有很多的共同点，四个变音中，a, o, u 头上加两点，历来就有权宜写法ae, oe, ue。只要舍弃以上书写差异，迈出小小的一步就可以与英语共享键盘，直入网络。可是他们就是不越这雷池半步。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懂得维护自己的文化，不能为文字输入的技术方便去牺牲文化本身的特点。西方文字是语言的纪录，语言是文化的基干部分。虽然在我们的眼中，德国文化跟英美文化相当接近，可是他们还是绝不愿意互相混同，要在语言和文化上保持各自的特 点。从这一点出发，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相差那么大，怎么能够废除汉字去屈就拉丁字母输入计算机的技术方便呢？无论如何，“汉字文化派”强调“汉字不是简单的语音纪录，而且是一定的文化载体”的看法是无法否认的。

 

　　文字改革有技术上方便的目的。但是不能无限度地追求技术方便，必须以不损伤民族文化为限度。汉语拼音方案在民族文化方面小有牺牲，长期的、直接的用计算机输入汉字，人们会对汉字的结构和笔形逐渐疏远和淡漠，但是在技术上赢得了方便，汉字进入了简便的计算机键盘输入时代。汉字简化方案的失误在于，相当多的简化汉字丧失或减少了原来承载的文化信息，也就在文化的古今传承上切割了延续千年的血脉，却在技术上又没有赢得方便。

 

　　在今天许多方案都能够将汉字输入计算机，尽管还不能尽如人意，毕竟可以逐步改进，再要提出进一步简化汉字、甚至于废除汉字就是十分胡涂，数典忘祖了。

 

　　普通语言学解释说，文字是语言的纪录。在理解上，应该强调绝不是简单语音纪录。否则就是错误的。德文的四个变音就不仅仅是简单语音的纪录，而且是语言特点的纪录。a, o, u 头上加两点，发生的音变跟该词的原形有对应关系，（汉语拼音方案也保留了“安”、“烟”对应的关系）。有的表示词性、性别或数量的变化，有的则是表示“小的”，或者就是爱称。这些变化、指小和爱称形式已经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信息。语言是文化的有机成分，文字纪录语言，而不是纪录语音，所以也是文化成分，所以不能任意取舍。拼音文字的德文尚且如此， 汉字则更不待言。“琵琶”和“枇杷”语音是一样的，可是具有文化上的不同意义。汉字除了读音以外，还有它的视觉形象，从而构成了它在诗词、对联、匾额、字谜中的时空综合美学意义，改用拼音则将切除它的很大一部分文化信息功能，这是民族文化母体所不堪忍受的。

 

　　英文也有许多同音不同形的的词，依靠视觉加以区别。不规则拼读的外来词，实际上以它们的形式纪录了不同时期、从不同民族借取而来的痕迹，也是它们的文化信息。

 

　　有没有绝对言文一致的语文？

 

　　德文改革的细节我们不必深究，但是这位日耳曼学教授批驳了改革派的种种规则化的宣传，列举的都是有确定根据的实例。这件事说明，德文的改革还是无法达到完全规范化的境界。要求达到言文一致是一种理想目标，但是期望达到完全一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多身居海外，尤其是在美国留学或留美回国的知识分子继续要求中文完全地言文一致。他们为什么不反省一下，实际上在欧洲几大语文中，英文是最不言文一致的。法文、俄文和的德文都有相当严格的读音、拼写规则。英文的规则常常是有法不依。法文的一些词尾不发音，可是在对应的变化中可以读出，也就帮助了记忆。而英文的例外，多半都必须特别记忆。英文中大量的不规则拼写形式其实跟汉字相当类似，人民从启蒙之日开始连同读音和字形一起储存在记忆中。我们自己学英文，也是这么过来的。英文的读音规则不可靠，跟汉字的偏旁不可靠，可以说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离。英文本身这样言文不一致，为什么一些留美精英要求另一种文化的中国语文非废止汉字不可呢？作为补救，汉字已经言文一致地获得了汉语拼音辅助形式。是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在语言文化上过分亲近美国文化，无意中有那么点忘乎所以？

 

　　英文是德国学生的必修课。德文比英文言文一致得多，所以学生们抱怨英文拼读太不规则。大学生编出一些有趣的笑话，嘲弄英文的弊病。站在欧洲文化的立场上，同样是拼音文字，而且在言文一致方面比英文规则得多，凭什么说英文比德文优越？平心而论，英文的国际地位除了它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外，还在于它的文法发育比较成熟而简明，口语交际容易上口。而拼写困难则是英文和汉字一样的缺点。

 

　　英文也有人提出过言文一致的改革，结果以失败告终。是不是也不愿意损及文化本身和历史延续？专攻英美语言文字的中国学人或许能把个中原因告诉我们？

 

　　若说言文一致，汉语拼音大概是世界上最典范的拼音文字了。可是我们不难想象，只要一旦废止汉字，改用拼音，马上就面临科技、包括计算机新词的介入。少数民族的地名已经不按汉字读音，而是名从主人。Huhhot 呼和浩特。对汉语来说，已经言文不一致。科技借词一来，哪里还有言文一致？全部照古代的拉丁语发音，还是时髦地按英文发音？

 

　　说到汉字和化学新词，记得鲁迅先生认为不必为化学元素再造新字。如果连几十个（现在是一百十几个）化学元素符号也学不好，那化学也一定是学不好的。我们可不可以按照鲁迅的逻辑再推演下去，如果连几千个汉字也学不好，那么要学习中文也一定是学不好的。学哪一种语言不是起码要记几千个单词？

 

　　汉字与外文字母同时出现在计算机文件里，已经不成问题。外来科技新词来不及中文化命名，先用外文夹在中文里在专业领域内使用，如果这个词广泛被社会关注，再命名或者用拉丁字母缩写。在德文里也是这样。Sfro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FCKW 冰箱制冷中介，DNA 脱氧核糖核酸，UFO不明飞行物，E-Mail电子信件等等。在运用中总会找到译名。汉语文有能力包容这些成分，为什么一定要为接纳外来成分而废止汉字，伤及民族文化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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